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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探訪志愿軍歸葬地:雜草長了一茬又一茬 少有親人踏足

  • 時間:2014-04-25 新聞來源: 熱點資訊網
  • 2007年,57歲的守墓人聶水泉給烈士墓除草。附近的村民一直默默地守護著這些非親非故的烈士。 (伏志勇/圖)

    志愿軍陵園不完全分布圖。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,葬有包括邱少云、黃繼光在內的志愿軍烈士遺骸123具,現加入韓國坡州送回的437具。 (何籽/圖)

    原標題:183108人“墳前的雜草長了一茬又一茬,卻很少有親人踏足過” 探訪志愿軍歸葬地

    南方周末記者 劉俊 南方周末實習生 譚暢、劉悠翔

    民間的志愿者正在為每一座墓碑尋找親人,只為了能給每個死難者的墳頭上掬一把土。

    聽說1958年之后從未有中國人到過這里,雙膝下跪的李家英隨即念叨:“24座大墓,你們1080個人都是我的哥,哥哥啊,你們在天之靈一起快跟隨妹妹回祖國,回到母親身邊。”

    國內的幾處志愿軍陵園面貌堪憂。丹東振興區烈士陵園四周被低矮破舊的民房包圍,空氣里彌漫著豬糞的味道。

    終于可以團聚了。60年前長眠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的123名烈士,多了一群新伙伴——在朝鮮戰場一起出生入死的437名兄弟。

    2013年6月,韓國總統樸槿惠訪華期間,向中國領導人提出移交在韓志愿軍烈士遺骸,歷經半年,終于成行了。

    遺骸在2014年3月28日從韓國運抵沈陽的那個清晨,六十多歲的康明早早來到陵園門口,他手捧父親照片,臂戴黑紗,當載有遺骸的軍車緩緩駛來,他和守候的志愿軍后代突然跪倒在地,嗚咽起來。

    康明的父親康致中,志愿軍第1軍團長,1953年在敵軍的一次突襲中犧牲。“這些人里沒有我的父親,但沒準有我父親的戰友。”

    437具遺骸全部來自韓國京畿道的坡州墓地,他們是在朝鮮戰爭時期戰斗最激烈的鐵原、洪川及京畿道漣川等地區被發掘的。但康明的父親葬在對面的朝鮮一側,一個名叫江原道鐵原郡的地方。

    占地24萬平方米的沈陽陵園位于城市的東北角,空曠的廣場上,一座刻有“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”的紀念塔兀自聳立。兩位穿著制服的新兵正在奮力將一輛裝有石板的小車往外推。“這塊地的石板要全部鏟掉,種松樹。”其中一位說。

    64年前,百萬志愿軍入朝參戰的時候,也差不多像他們這樣的年紀。三年后,有183108年輕人沒能跨回鴨綠江(據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不完全統計)。除去極少數干部、英雄安葬在沈陽、丹東等地外,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葬在他鄉。

    在過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,墳前的雜草長了一茬又一茬,卻很少有親人踏足過。

    掩埋、安葬

    4月中旬的一個午后,記者來到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。陵園里空空蕩蕩,少有的幾座墓碑前擺著幾束蔫了的白菊。周遭嘈雜的環境,令這個清凈之地增添了些許陰郁的氣息。它的西側是游人如織的北陵公園,正前方的高架橋上車水馬龍。

    在國內的志愿軍陵園中,沈陽陵園是建得較早的一座。1951年4月,戰爭打響之后的第二年,原東北軍區政治部開建此園,4個月后完工。如今,隸書繁體的碑文已經不易辨認。

    “主要是為團級以上干部、特等功臣,以及一級英模而建的。從1951年5月開始,共有123人享受了這個待遇。”陵園一位負責人說。

    葬在陵園右側第一排的,是邱少云、黃繼光等五位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烈士。1953年,黃繼光等人遺體回國時,沈陽有22000人參與了悼念。

    如今現存的志愿軍陵園大致修建于戰時和戰后兩個階段。戰時基本建在國內,戰后則建在朝鮮。

    在國內,除了沈陽,還有兩個地方開建陵園,一處是離朝鮮只有一江之隔的丹東,另一處是志愿軍野戰醫院所在的湖北赤壁。安葬在這兩處的大部分烈士都是前方轉移到后方的重傷員。

    作為戰時最重要的大后方,丹東是幾個邊境城市中埋葬志愿軍最多的地方。據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主任孫大力介紹,丹東現有大小志愿軍陵園11個,其中市區的四個加起來埋了1700多人。最早也最大的一座建在振興區,1950年建成,葬有607名志愿軍烈士。

    陵園是梯形建筑,有上下層4個臺基,上面平放著密密麻麻的黑色大理石墓碑。沒碑文,沒番號,也沒死因,一塊四分之一平米的墓碑上,只有一行小字:“革命烈士×××之墓”。

    市級的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,由志愿軍第50軍在1951年修建。比起剛剛翻修不久的振興區烈士陵園,這里反而看上去略顯寒酸。面積只有1.4萬平方米,不到前者的一半。不少墓碑上都長滿了青苔。

    這應該也是志愿軍身份最為繁雜的一座陵園。264塊墓碑上的文字佐證了這一點:他們中既有在后方犧牲的空軍戰士和戰地記者,還有從前方運回來的營長、一等功臣。

    根據志愿軍戰時烈士安葬規定,營級干部及一等功、二級英模,要安葬在丹東、集安、長甸河口等地。

    位于湖北赤壁的志愿軍墓群,因為地處偏僻,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被外界知曉。在此埋葬的142名志愿軍,都是在附近一家戰時設立的野戰醫院里去世的。

    69歲的羊樓洞鎮村民許立君見證了墓群荒蕪的過程。“1982年,當地政府修了圍墻,刷了‘抗美援朝烈士光榮’之類的標語之后,這里就一直破舊下去,一年不如一年。”這位農民后來自愿成為守墓人。

    在國內犧牲的志愿軍至少還有個安葬地,可在環境惡劣的朝鮮戰場,連基本的掩埋都不容易。

    90歲的張城垣,是180師的政治處參謀。“我們53軍有個叫張偉的,負了傷,疼得走不了,就自殺了。”張城垣哽咽道,“我們也沒辦法,八天沒吃飯,自己餓得都走不動,就給他拿土蓋了蓋繼續走。”

    即便按規定掩埋的遺骸,戰后尋找起來也困難重重。79歲的曹家麟,曾是志愿軍第67軍的文化教員,參與了遺體尋找和陵園修建。“上頭規定每個人胸前口袋要放一塊白布條,寫上身份標記,但找到時白布條可能已腐蝕,而美軍用的是金屬標牌。臨時安葬時要求立塊木牌作為標記,找到的時候好多都被雨水沖走了。”

    還有更殘酷的另一面現實。文國林的父親是180師的一名副團長。“我父親后來跟我說,有的團長犧牲了,戰士怕暴露團長身份之后,被美軍搞宣傳,一般會把團長所有的身份標記都取回來。”

    尋找烈士遺體的工作在戰時就已經啟動,這主要針對那些要遷回國內安葬的干部和英雄。當時參與尋找邱少云遺體的志愿軍戰士耿式全后來對媒體回憶,1953年2月的一天,他們沖破敵人的封鎖線,找到了邱少云的遺體。當時他穿著一件新棉衣,口袋里的急救包依然是新的。

    如此大費周章地遷回國內安葬,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提振士氣的需要。資料顯示,志愿軍政治部曾要求各師團,“注意搜集烈士英勇事跡進行宣傳,啟發部隊對敵之仇恨心”。

    但隨著毛澤東批示他的兒子毛岸英葬在朝鮮之后,干部和英雄的遺體回遷工作也暫停了下來。這也是為什么二百多名犧牲的團以上干部,只有八十多人安葬在沈陽。

    大部分志愿軍只能暫葬朝鮮,陵園的修建工作在戰后的1954年展開。新華社在1954年發自平壤的一篇報道中,提及了一些具體要求,比如:“陵基要求依山傍水,碑石要求潔白堅固。每一個烈士有一塊墓碑,而且要有碑文。”

    朝鮮境內為人所知的八大志愿軍烈士陵園(檜倉、云山、價川、長津湖、開城、上甘嶺、金城、新安州),就是那個時候修建的。其中,毛岸英所在的檜倉志愿軍烈士陵園,是規模最大的一個。媒體報道說,所有墓旁都種有一株當年從中國移植的東北黑松。

    而散建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陵墓群更是難以計數。以曹家麟所在的67軍為例,修建陵墓373處,設墓碑19980塊。

    尋親、祭奠

    60年間,鮮有烈士的親屬踏訪過這些當年用高標準建立起來的異國陵園,即便是國內陵園,到了最近幾年,來的親屬才慢慢多了起來。他們根本不知道親人葬身何處。

    很長一段時間里,張榮珍對于父親張明欽是生是死甚至都不知道。直到1980年,父親所在部隊將一份革命烈士證明書和45元撫恤金寄到她手里,那一年她42歲。

    從此,這位志愿軍第66軍團參謀長的女兒,便開始了尋找父親墓地的旅程。“這些年,她幾乎找遍了父親生前的戰友,但戰友們都說,他們也不知道埋在哪,只知道遺體回國了。”張榮珍的女兒李四文說,自打她記事,她母親就一直在找她姥爺。

    等到2010年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里看到父親的墓碑時,張榮珍已年逾古稀。透過模糊的碑文,女兒才知道了父親的死因:突破三八線戰役時,雙腳凍成重傷,仍親自負責通訊聯絡,不幸操勞過度而死。

    “她當時哭得撕心裂肺:爸爸,我來看你了。你看看我啊,你的女兒來了。”幫助張榮珍尋親的沈陽媒體人伏桂明回憶。

    2008年,伏桂明在一次偶然采訪中得知,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安葬的123名烈士中,仍有53名烈士從來沒有家屬祭拜過,他決定為這些烈士尋親。

    在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,2004年時,264名烈士中還有147人的家屬從未來過。

    在赤壁市抗美援朝烈士墓群,甚至建成五十多年里無人祭拜。許立君從小在里頭玩耍,只有小孩有個頭疼腦熱,村里老人才會到這里燒香祈福。他們說,這些孤魂是“好人”。

    赤壁烈士尋親的主力也在民間。余發海是赤壁的一位老民警,從2005年開始為烈士尋親。在他看來尋親最難的原因,是部隊都解散了。

    “142名烈士涉及24個省118個縣31個軍的部隊。”余發海說,9年間,他最終通過各大軍區和省的檔案館找到了110位家屬。

    伏桂明面臨著類似的困難,“60年的變化太大了,地址基本上都變了”。

    張榮珍算是為數不多的幸運者,而對于絕大多數烈士親屬來說,他們可能有生之年,連掬一把親人墳土的機會都沒有。

    每當夜深人靜,康明想念父親的時候,會打開一副標有朝鮮各個烈士陵園的衛星云圖,這是他多年尋父的結晶。“志愿軍陵墓一般都在葬在戰場附近,墳包都比較大。”康明這樣描述他發現的規律,但是查找父親墳墓的過程卻并不順利。

    江原道鐵原郡朔字152墳墓1號,當年康致中陣亡通知書上寫的埋葬地。康明從父親戰友口中得知,陵園有六角紀念亭,亭中紀念碑上刻有挽聯和祭文,“墓地后邊就是甘水峰”。

    康明以甘水峰作為圓心向外放射搜尋。所有的疑似墓地均有標注,再逐一核對,終于在距離甘水峰336米處,找到了一處疑似152墳墓的地方。但在去年,他經多方打聽,父親早就被合葬了,位于江原道鐵原郡上馬山里青云洞,墓碑上未刻姓名。

   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,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,朝方開始對分散在各地的志愿軍墓地進行遷移合葬,現在朝鮮的志愿軍墓地約一百余座。這些墓地中,單墳少,合葬居多,有名有姓的墓碑少,無名烈士的墓碑多。

    多次跟朝方聯系未果后,2013年8月1日,康明和幾位志愿軍后代來到三八線戰場的韓國一側,對著父親犧牲的方向,作揖叩首,念起祭文:

    父親啊!我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學會叫你一聲“爸爸”你就永遠地走了,可我跪求您:“爸爸,下輩子您還做我的父親”!

   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找到父親埋葬地。很多烈士后代會退而求其次,前往父輩的犧牲地進行祭拜。

    能夠踏上朝鮮掃墓的少之又少。李家發,是一位黃繼光式的英雄團長。1954年,李家發的父親曾隨賀龍元帥去朝鮮掃墓,并受到金日成的接見,但從此李家人再沒去過。

    能夠再回一次朝鮮,成為李家人最大的心愿。“我媽臨終前囑咐我:將來去朝鮮,記得從媽媽的墳上弄一把土,撒到哥哥墳上,代表媽媽撫摸他。也從哥哥的墳上弄一把土回來,撒在我墳頭上,代表我擁抱他。”李家發的妹妹李家英回憶。

    2004年,李家英在父親戰友的幫助下踏上了朝鮮的土地,但最終卻因為朝方搞錯了地方沒能去成墓地。回來后,李家英覺得愧對母親,寫了首詩:

    “英雄凱旋回祖國,媽媽倚門盼兒歸;英靈回到家,媽媽擺上飯和茶,含淚帶笑把手拉;問他在朝可想家,問他夢里可見媽,問他可餓可累了,哥哥含淚把頭點,可惜沒說一句話……”

    2009年再去,墓地找是找到了,但李家英發現哥哥的墓地變了,“紀念亭沒了,墓碑也沒了,24塊墓只有一個墓碑,而且是韓文。”

    朝方人員解釋說,這里的確是他哥哥的墓,共合葬了1080人。聽說1958年之后,從未有中國人到過這里,雙膝下跪的李家英隨即給其他哥哥也念叨兩句:“24座大墓,你們1080個人都是我的哥,哥哥啊,你們在天之靈一起快跟隨妹妹回祖國,回到母親身邊。”

    歸根的念想

    李家發犧牲那年19歲,在朝鮮戰場犧牲的18萬年輕人中,許多人都跟李家發一樣,沒有結婚,沒有子嗣。“很多士兵犧牲前對戰友說:你不能死,你要活著回國,結婚后多生幾個娃娃,讓他們在清明節到我墳前看看。”長期采訪志愿軍老兵的記者關捷說。

    無論在戰場上,還是家書中,志愿軍戰士從未流露出對死亡的恐懼。1952年10月,李家發給家里寫了最后一封信,希望他的父母能夠多生產多打糧食支援前線。“你們不要擔心我,請在喜報上看到我的名字吧。”

    死亡最初帶給烈士家人的除了傷痛,也有無盡的榮譽和責任。在去朝鮮掃墓回來的路上,李父對一道去的黃繼光母親說:“我們要繼承兒子的遺志,搞好家鄉建設,回去修好塘壩修好路,菜籽滿山流。”

    1953年,國家曾給安徽南陵撥了一筆可觀的費用,用于修建李家發紀念館和紀念碑,但是那年南陵發大水,地方官員跟李父商量:“你家兒子犧牲不就是為了人民嗎?能不能把這筆錢先用到人民頭上,等縣里有錢了建紀念館也不遲。”李父當即同意。

    一個跟黃繼光齊名的一級戰斗英雄,就此消失在公眾視線里。直到40年后,1992年,地方政府才給李家發立了一塊碑,而紀念館,是妹妹李家英自掏腰包建的。

    如今寬闊肅靜的沈陽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,曾經是個臟亂差的所在。“周圍民房和小工廠很多,門口連條像樣的路都沒有。”附近一位居民說。

    2003年,遼寧省一家官辦慈善機構發起了修繕陵園的募捐活動。沈陽鐵西區一所學校,學生多是下崗職工子女,最少的捐1分錢,最多的20元,500多名師生捐了900多元。

    赤壁志愿軍墓群的修繕,同樣靠募款。余發海回憶,他負責上門跟企業籌款,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員跟在后邊收錢。許立君記得,2003年赤壁市曾撥款40萬想要修繕陵園,但最終錢被用作修建鎮里的街面。

    早在1999年,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就打算給18萬犧牲的烈士建一個碑林,家屬可以在那看名字,也可以在那拜祭,但館長馬驥說,這么多年,一直受限于資金限制,未能建成

    志愿軍烈士陵園的最近一次大修,集中在2010年前后,當時紅色旅游正在全國漸成風潮。2009年,沈陽市投入2225萬,要將陵園打造成一個“國家級的紅色旅游景區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”,但最后的設計并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。

    “基礎設施當時一片空白,所以大部分錢都花在這上頭了,最后花在核心設計上的錢鳳毛麟角。”一位參與施工的工程人員說。

    為了省錢,方案因此幾易其稿。這位工程人員說,陵園原本有個設計:在陵園門口建五個巨型的幾何體雕塑,代表五大戰役。但因經費緊張,最后取而代之的是,兩個簡單的阿拉伯數字:1950、1953,這是志愿軍入朝和戰爭結束的年份。

    國內其他幾處志愿軍陵園面貌也堪憂。丹東振興區烈士陵園四周被低矮破舊的民房包圍。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的頂部,原本有兩個用于展示的小屋,一直被廢棄的雜物占據。

    隨著烈士后代漸漸老去,加上異地掃墓的不便,不少家屬開始萌生把烈士陵墓遷回老家的念頭。段衛宇曾經想把父親段繼衡的墳墓從赤壁遷回湖南老家,這遭到赤壁民政部門的反對。“遷走一家就會有第二家,赤壁市政府臉上無光啊。”余發海分析說。

    每當有家屬動議遷墓故鄉,丹東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主任孫大力的態度同樣堅決:“我們不出不進。”

    對于將志愿軍遺骸悉數遷回國內的想法,只在李家英的腦海中閃現了一會就又消失了。“這種想法不太現實,我們如果把這些墓都遷回來,朝鮮會怎么想?”她說,最大的希望就是日后每個志愿軍烈士親屬能夠自由進出朝鮮掃墓。

    沈陽的陵園里仍躺著許多空墳。陵園一位工作人員說,都是建園時建的,因為不是所有團以上干部都運回來,所以一直空著。

    康明期待著,有一天父親的遺骸能運回來,哪怕是衣冠冢也行。

    “在朝鮮,如果能跟戰友們葬在一起,父親也不會孤單。”他說,19團的許多人本來可以撤退,但看到康團長被炸死之后,好多兄弟一邊往前沖,一邊高喊:“為康團長報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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